论沈从文小说中所展示的民俗化美学

论沈从文小说中所展示的民俗化美学

作者：王俭博 张康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20期

摘 要：沈从文对湘西的各种民俗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大量的民俗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宏大的美学景观，虽然这些民俗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反映在沈从文的小说当中则说明了作者主观上的审美意识。沈从文对湘西民俗的细致描写及反复运用体现了深刻的民俗化美学意蕴，主要包括对自由生命的呼唤、对古朴民风的呈现、对民间音乐的展示。

关键词：沈从文 美学意蕴 自由 风俗 民间音乐 作者简介：

王俭博（1984-），男，吉林省怀德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张康（1985-），男，黑龙江省大庆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028-02

“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湘西民俗潜移默化在沈从文的骨髓之中，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及活动准则。他热爱湘西这片热土就像眷顾自己的灵魂。他汲取了丰富多样的民俗素材，绘制了美丽的、浪漫的、古朴的湘西民间图画。畅游于沈从文的小说中，如若置身原始森林，面朝潺潺流水，眼望神圣虔诚的宗教民众，耳听动人悠扬的爱情之歌，更有节日里欢腾的场面、悦人的舞蹈。在感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独特的同时更领略到湘西民俗背后所包含的美学意蕴。 一、对自由生命的呼唤

文学是人写的，更是写人的。文学中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高尔基曾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在“人—社会—自然”相互关系构成的复合系统中，只有三者的相互和谐发展，它们生命的活力与美才能尽情展现和灿烂绽放。信仰生命、呼唤人性、探索真谛是贯穿沈从文整个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沈从文曾一再宣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2]他眼中的生命是自由的、健全的、合乎人性的。沈从文看到湘西婚俗的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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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少女的残害，但又无力改变这种延传久远的习俗，所以他只好在小说创作中进行了集中的宣泄。

“萧萧做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年纪还不到三岁，丈夫比她少九岁，断奶还没多久。按地方规矩，过了门，她喊他作弟弟”。在当地的女大男小的旧俗中，萧萧无力反抗这封建的礼法制度，只好顺从地好好照顾他的“弟弟”。沈从文通过“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简单的几个节气时令带过了萧萧的长大成人，但萧萧的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她的理智被蒙蔽着,就象湘西大山之中的毛草地。色狼花狗借助唱山歌调情的风俗向萧萧展开进攻，结果萧萧在听了“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娇妹缠坏后生家。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妹妹床上人重人”，的山歌之后就成了花狗的女人。萧萧没有受过教育，无力反抗对她不公平的婚俗，无力反抗残酷的礼法制度。在人性的召唤下，她渴望生命的自由，自然而然地顺从了花狗的追求。自由的生命是“真、善、美”的统一。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以内在尺度创造了艺术的“真”，以情感评价创造了艺术的“善”，以特定形式的表达创造了艺术的“美”。在他的笔下，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文化冲击下对原始文化的新的美学上的思考。

萧萧的悲苦命运是值得人同情的，但造成这种人生悲剧的罪魁竟是那悠久的落后的愚昧的婚俗。这已经流传了很久的婚俗还会流传下去，可悲的事情还会发生。沈从文热爱这片美丽的古老的湘西热土，但对这里种种的恶俗却也极端的痛斥。萧萧在挣扎，沈从文也在挣扎，萧萧的悲苦更是沈从文的悲苦，沈从文叙述的是悲惨的萧萧，但更是对生养过他的湘西恶俗的鞭笞。

二、对古朴民风的呈现

沈从文是一个拥抱故土不放的作家。打开他的作品，湘西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奇特风俗便纷至沓来：碧水环绕的山城，元霄的爆竹烟火，端午的龙舟竞赛，中秋的舞龙耍狮，男女对歌，军民同乐，孩子的取名，办丧事的绕棺下葬等等，无不新奇别致。沈从文依据自己的对湘西民俗的体验和认识，以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追求能动的介入到作品中进行感情的抒发，在这里有宗族之间的世代仇怨，流血械斗的阴影；有头缠细巾的苗巫如跑神的痴迷；有被“沉潭”或“发卖”女子的无知；有小男孩娶大媳妇的“喜剧”……这一切都笼罩着浓烈的楚文化遗风。沈从文以民俗的审美价值为标准，描绘了具有地域性的世态风情和乡野风俗美，如别致诱人的水乡吊脚楼、多情粗野的妓女和水手、苗寨山乡的缕缕炊烟、厚道诚实的老者和孩童、神秘静穆的原始森林、健美善媚的苗乡女人……就连鸡鸣，狗吠，牛叫的声音都无不浓浓地涂上了乡土美感。 沈从文把我们带进了乡土风貌丰富多彩的世界, 在粗俗的乡下：家庭、山村、兵营、沅水边的码头、直到边陲苗寨、河边的吊脚楼……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船上毛手毛脚的无数黑汉子，以及那个被妇人称为“一只公牛”的永远不知疲倦的柏子（《柏子》）；那身体强壮如豹子的四狗（《雨后》）；那具有结实光滑的身体，长长的臂，充满了不可抑制的情欲，在“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的攻击，一种蠢的变动，一种暴风雨后的休息”中酣荡的黑猫（《野店》）；畸形的“商业文明”迫使“丈夫”出卖妻子的肉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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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大力的挤压使得他们丧失了“人生权利”（《丈夫》）。沈从文赞美水手与妓女任情任性的感情,认为“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3]。对此,学者赵园这样评价“对于辰河上的水手与吊脚楼女人,他压根儿不打算作伦理的度量,而只去写那生命力的恣肆迸溅处”[4]。沈从文把“拙厚，古朴，旷远”的美学追求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优美紧密连系起来，表现了他对乡民习俗的挚爱和对淳朴人生的赞美。

文学描绘现实生活，从各个角度表现人生，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描写民俗。沈从文将民俗现象进行美学上的特殊包装，自由的运用，流于笔端，跃于纸上，充分展现了湘西的古朴，在表达作者感情表达的同时更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卡西尔曾断言：“人是符号的动物。”[5]沈从文正是巧妙的运用了文学的独特视角——民俗符号，既真实的再现了湘西人们的生活，又深刻揭露了古朴民风习俗背后暗含的美学内涵。 三、对民间音乐的展示

看了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内心不仅仅是被其中的人物形象所感染，更因为是受到了一场强烈的视听盛宴的刺激。湘西热土上活跃着多种多样的民俗，同时也飘荡着优美而热烈的歌声，唱山歌是苗族人山寨生活的重要内容。听着湘西汉子的情歌，看着苗家女的舞蹈，这一唱一和的是传统的幸福，是民间的喜悦，是音乐的真谛，表达了男人的情，女人的爱，也表达了节日的喜悦和失去亲人的悲哀。音乐是人的感情的表现，是音响的组合，是人们内心灵魂的呼喊，是一种远离物质的纯精神上的享受。不同的事情，不同的时节，不同的目的都会有不同的歌声。在《龙朱》中，沈从文用大段文字说明“对歌“在求偶中的重大作用，“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在《媚金，豹子与那羊》开头，沈从文写道：一个熟悉苗中掌故的人，他可以告诉你五十个有名的美男子被丑女人的好歌声缠倒的故事，他又可以告诉你另外五十个美男子被白脸苗族女人的歌声唱失魂的故事。以对歌的方式相爱，乃至确定终身，其中包含着唱歌人的热情和洋溢的生命活力，对爱情的执著热烈大胆地追求。沈从文用深情的笔触赞美了这种原始的婚恋方式。

湘西是“歌的海洋”。湘西几乎无事不歌，无处不歌，无人不歌。如《边城》中的老船夫就曾“提到本城人二十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民歌是湘西人民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日常生活和各种节庆中，他们三五结伴，引吭高歌，采用不同的组合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表达出来。只要有人在就有歌，遇到节日或大事也必然唱歌。“当地按照季节敬祖祭神必唱各种神歌，婚丧大事必唱庆贺悼慰的歌”，每逢赶场，特别是歌会、喜庆等欢乐时节，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便不辞辛劳翻山越岭赶赴歌场等目的地。歌场更是人山人海、继踵比肩，歌声如潮、此起彼伏。

我们从沈从文作品的唱歌风俗中感受到了乡下人生命所独有的热情和智慧。作者用歌声传递湘西人的喜怒哀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是浅浅的感官上的一刺。作者对民间音乐给予充分地重视，发现音乐背后的人的思想情感，再通过自己的独特的审美感受、理性思考、玩味体验进而表达了那种悲喜交加的超功利的精神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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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从文的民俗世界中，我们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摆脱了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现代社会科技越是发达，物质生活越是丰富，生活对人的压抑越是强烈，因此人们越是需要精神上的补偿。[6]沈从文小说展示的民俗美使已经被异化、扭曲的人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在这种深层美学文化的昭示下，我们看到了湘西民众淳朴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神秘浪漫的生活习俗，感受到生存的意义，生活的乐趣，生命的美感。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沈从文：水云[Ａ]，沈从文文集(第10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3]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J]，文学评论，1986,(6) [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6]朱立元：《美学》（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