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民俗文化

《红楼梦》与民俗文化

《红楼梦》“所属时代”为18世纪中叶的清朝。清朝，既是封建制度的延续，又是它走向崩溃并最终灭亡的一朝。从这一历史视角来观察、探讨，清代的民俗事象就不仅具有民俗的神秘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共有的特点，而更有独特之处。

精彩专题：梦魂绕千古，悠游红楼梦

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史学家丹纳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1]丹纳的这一精辟见解，虽然当时是就绘画艺术而言，但作为一种艺术理论的概括，它对作为“艺术品”的小说的“解释”，是具有同样理论意义的。

所以当我们研究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就不能忽视它“所属时代”的“风俗概况”。因为，“风俗”[2]（或称为“民俗”）同样是“决定”《红楼梦》成为千古不朽的古典名著的“基本原因”。

一、清代的民俗及其特征

《红楼梦》“所属时代”，即18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风俗概况”，首先就要明晓清王朝建立的一些过程和它的社会成分的构成。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朱明帝国末年，正当“天崩地解”，先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大起义以

势如破竹之势攻入北京城，后是发源于我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少数民族——满族，经过缓慢的发展建立起后金政权，在辽东一带攻城掠地，打败明王朝的防御军队，逐渐向山海关一带逼近。1644年，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推翻明王朝的时候，后金政权在汉族地主阶级的勾结下打开了东部防线的山海关大门。不久，满洲贵族统治者打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清王朝，是为清代之始。清王朝，既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延续，又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瓦解、最终走向灭亡的一个王朝。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生活文化事象。由于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受到时代、地域、民族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清代的中国民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必然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之中受到它赖以生存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所影响并发生变化。从这一历史视角来观察、探讨，清代的民俗事象就不仅具有一般民俗的集体性、变异性、神秘性、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等共有的特点，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特点。这些新的特点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民俗的民族性方面，满汉民族相互交汇，互相吸纳，走向融合。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入主中原以后，“从龙人关”的满洲军队、家属，除一部分定居北京以外，还被派驻到许多重要的城防地区，例如浙江的乍浦、广州、扬州及西部边陲，都有满洲旗士兵驻守。数以万计的满族人，将满族的民俗民风带到全国各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无处不有。

清初期，最高统治者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对满族军民保持古朴的民风民俗都极为重视，三令五申不准满汉通婚、讲满语书满文，甚至开设官学、宗学，以强化满族意识，防止“汉化”。统治者的政令、谕旨，在今日故宫“清代档案”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对满族是一套，对汉族则采取两套做法：一是以开科取士网罗汉族知识分子，大唱“满汉臣工为一体”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汉民男子强迫“易服蓄发留辫子”，对具有反抗意识的汉

族知识分子实行严酷的文字狱，镇压反清志士。因此，这一时期的满汉民族杂处、交汇，各行其俗，互不相扰。但是，随着大清平定三藩之乱，社会逐渐走向安定并进入繁荣时期后，“汉化”的潮流势不可挡。出身于满族家庭的王公贵族首先以说汉语、穿汉服、看汉戏为时尚，竞相仿效，防范“汉化”的大坝也就开始坍塌了，这时实际上是满汉民俗互相吸纳。到了乾隆中期以后，满族人的“汉化”成为大势所趋了。特别是在北京，满汉风俗的融合形态更为明显，其痕迹在今日老北京人的品质、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服饰衣着、节日礼仪诸方面还深刻地保留着。人们常谓“京味”小说，实质上是满汉文化（包括民俗文化）融合的产物。

2.南北民俗的互动与融合。民俗有鲜明的地域性，南北地域不同，出现北方的粗犷、南方的柔弱等多方面的差异性。清代伊始，满洲八旗军队南征北战，北方的民俗随着征战的部队和家属传到了南方，使南方的民俗逐渐揉进了北方的风格。这仅是南北民俗互动、融合的一个方面，而且早已有之。清代为了发展经济，开通南北大运河，作为南北贯通的主要通道，商贸往来日繁，文人不断北上参加科考，又将南方民俗带到了北方，这是南北民族融会的第二条渠道。第三，康熙、乾隆两帝喜欢出游，祖孙数次南巡，对南北民俗的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南方的戏曲、饮食、园林在这两代皇帝时期不仅被带进了京城，而且真正达到了“开花结果”的目的，使北京城呈现出南北民俗大融合的新景象。

3.西学东渐，中外文化碰撞，外来民俗文化渗透到华夏民俗之中。自汉唐以来，外来民俗文化一直不断地输入中国，为古老的华夏民俗文化所吸纳。例如，印度佛教的传入，日本、朝鲜僧人、留学生的来华，丝绸之路的贸易，大量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无不为华夏民俗文化注入新的内容。时到明朝中后期，郑和七下“西洋”，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新时期。待到清中叶，从宫廷内部到民间大众，都能接受西方文化的沐浴。西方民俗的渗透力已穿过那座古老的城墙，在中华大地上扩散。

从上述三个方面，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清代的民俗所具有的典型性，亦即多元性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元朝也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同样定都北京（元大都）。但是，元代的中国民俗特征却不像清朝那样明显。究其原因：①元朝历史短暂，蒙古族大军南征北战，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期”。或许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蒙古族军队把自己的民俗民风带到东南西北，四方传播，但却没有产生有力的影响和被吸纳；②元朝统治者缺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残酷的攻掠激起了汉族地主阶级和普通大众的普遍恶感，所以蒙古族的民俗文化也遭到广大汉民族的拒绝吸纳，更谈不上“融合”了。在这两点上，满族统治阶级初期走了同样的路。但满族统治者待天下稍定之后，很快改弦更张，对满汉文化（当然包括民俗）采取“双轨制”，走向满汉“一体”之路。所出版的书籍“满汉对照”，称作“合璧”，在饮食方面有了“满汉全席”。凡此种种，恐怕也是满洲贵族为什么会以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达三百年之久的一个原因。对此，我们在研究清代的中国民俗文化时，应该特别注意，并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解释”。

有人把清代的中国文化说成是满族文化，或是把满族文化说成是清代的中国文化，这都是错误的。以民族而言，清代的民俗既不是单一的满族民俗，也不是单一的汉族民俗，即使在北京城也是如此。例如，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民俗也渗透和影响着中原汉民族的民俗。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代的中国民俗文化受到满族民俗的影响较大、较多、较深。反之，这一时代的汉民族的民俗对满族的民俗的影响也较大、较多、较深，这都是历史事实。

总之，综观这一时代的中国民俗文化的构成是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它既有中国民俗构成、发展中的共同性，又有它所处历史时代的特殊性。伟大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伟编巨制中对这一时代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作了充分的、艺术的展示，被誉为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画卷。他为我们后人了解和认识这一时代的风俗民情的全貌，提供了一面珍贵的“风俗宝鉴”。

二、《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与特点

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蕴含的民俗文化之丰富，具有典范意义。

翻开《红楼梦》，民俗风情扑面而来：从“女娲补天”的神话到“绛珠还泪”的传说；从冷子兴酒肆演说荣国府到林黛玉别父进京都；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到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从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到贾元春省亲大观园；从品茶栊翠庵到寿怡红开夜宴；从“拣佛豆”、“结寿缘”到群芳“放晦气”；从傻大姐误拾“绣春囊”到抄检大观园，回回可以找到民俗事象。在《红楼梦》中每一个动人的故事中，曹雪芹都把民俗事象作为一种背景，作为一种烘托，揉进艺术的构思之中。一部《红楼梦大辞典》，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民俗描写的最有力的证明。试看《红楼梦大辞典》开列的细目：语词典故、服饰、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称谓、职官、典制、礼俗、岁时、哲理宗教、诗歌韵文、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红楼人物（命名）、文中人物、地理，等等，共21项。[3]在这众多的门类中，又有哪一门类中没有民俗的内容呢？

《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描摹之细，独秀于林。正因如此，我们简直无法在这样一篇论文中一一细述。但为了说明本文的意旨，又不得不撮其要者列十例，以窥一斑。

1.小说开卷第1回讲了一段“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接着作者又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绛珠还泪”。这两个神话故事，都能找到它们的所本，追根溯源又都属于“民俗”的范畴。在整部小说中，这两则神话故事是贯穿始终的两条重要线索。前者，那块补天不成的遗石是远古传下来的“石头”崇拜的风俗。它幻化为宝玉脖子上的那块晶莹的玉坠，随身而藏，是“护身符”。“石头”（玉）在，宝玉就聪明灵秀，“石头”（玉）不在，

宝玉则浑浑噩噩、疯疯颠颠，最后归于青埂峰下。出于青埂归于青埂，有始有终。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没有重视，忽略了这条线索。后者，“绛珠还泪”的故事，从西方灵河岸（神界）写到现实（红尘）的贾府，幻化（投胎）成林黛玉以泪水还报神瑛侍者（贾宝玉）的浇灌之恩。这则故事取之于舜死，其妃娥皇、女英哭舜而泪化斑竹的传说。林黛玉居处以竹掩映潇湘馆，以潇湘妃子为号，就是暗示这段姻缘，最终黛玉泪尽而亡，欠债的还了债。民俗（神话传说），在曹雪芹的生花妙笔下敷演出一段美丽动人的小说故事，民俗资料成为了曹雪芹创作的源泉之一。

2.小说第2回，作者借冷子兴之口又讲出一个刚满周岁的贾宝玉“抓周”的故事。所谓“抓周”，又曰“抓取”，这就是民俗的艺术再现。早在南北朝时期，民间就有了这种民俗活动。如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操》中，已经有了“抓周”的记载。又如小说第3回，贾宝玉与林黛玉初会时，他身上戴的“寄名锁”、“护身符”；第8回写到的“长命锁”、“记名符”；薛宝钗胸前挂的绣有“芳龄永继”、“不离不弃”八字的“金锁”和史湘云佩带的“金麒麟”，都属于民俗事象的艺术描写。这种“民俗”，世代皆有，《清稗类钞·风俗》类中就作过记载。

3.小说中写了不少死人的情节，前四十回有秦可卿、秦钟、贾天祥、金钏儿、晴雯等人；中四十回有尤氏姊妹、贾敬等人；后四十回有林黛玉、贾母等人。所有这些死人的丧葬之礼，均以其人身份、地位、年龄的不同而各异。例如第13回秦可卿之死到第14回大出丧，有敲云板报丧、停灵、守孝、吊唁、择寿木、捐龙禁尉、诵经、出殡、沿路吊奠等细致的描写。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丧礼的“样板”，连今日影视剧的导演们都要作为参考之根据。

4.小说中写婚俗，以宝钗出闺成大礼、探春远嫁为典型代表。宝钗出嫁之时正值宝玉疯疯傻傻，贾府借成亲来“冲喜”，这是至今在民间尚可找到的“民俗”。在这场成亲的

闹剧中，诸如找薛姨妈“议婚”、下聘礼、迎亲、“坐床撒帐”等，具按“金陵旧例”，即“金陵旧俗”。探春远嫁时，也有议婚、认亲、迎娶、拜别、上船等一系列的“风俗”规矩。这些细节，正是中国婚俗在小说中的再现。

5.具有游戏性质的放风筝、拣佛豆、结寿缘等，有原始的迷信成分。但作为一种民俗，在中华大地上传播了数千年之久。所谓“放晦气”、“结佛缘”至今在一些落后地区仍然有人在重演、在相信。

6.小说中写饮茶喝酒的场面最多，有关茶俗酒风的描写俯拾皆是。诸如以茶酒待客、赠送、论婚、作嫁妆、祭祀等等。第41回栊翠庵品茶一回中大写特写茶的品类、煮茶用水、茶具、饮法，还有“梯己茶”等，都渗透着民俗的意蕴。拙著《曹雪芹与中国酒文化》与《茶香四溢满红楼》对小说中的酒风茶俗作了全面的探讨，[4]这里不再重复。

7.小说中写到大量的诗谜、酒令和各种节日游戏，其中民俗事象意趣横生，妙不可言。诸如“斗叶”、“猜谜”、“说笑话”、“投骰子”、“解九连环”、“击鼓传花”、“赏雪寻梅”，还有元宵灯节、除夕祭宗祠、端午贴符、中秋赏菊吃蟹等等，无不是突出民俗文化的魅力。

8.小说中写到许多寺庙景观，和尚道士尼姑，他们念经说法、布道化缘、僧道度缘。从水月庵、馒头庵、铁槛寺、地藏庵、清虚观到大观园内的栊翠庵；从小尼智能儿偷情到老尼净虚的图财害命；从王姑子说法、马道婆的魇魔法到贾敬炼丹烧汞、妙玉的带发修行，把宗教迷信之风俗散布在世俗的贾府内外。

9.小说写蓄优伶、养戏班，搭台唱戏、观戏撒钱、点戏赏封等情节，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的奢糜之风。通过点戏、唱戏的总目，我们又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禁忌”

之风俗。[5]例如，丧礼中唱什么戏，省亲时唱什么戏，生日寿辰唱什么，都十分注意“禁忌”的。我们不仅从舞台的表演中看到民风民情，而且从蓄优伶养戏班中看到一个时代的风气。

10.小说中的建筑和园林，其式样、风格中也透露着大量的民俗信息。《大观园》、《大观园就是自怡园》、《红楼梦中的建筑研究》[6]等专书，对此进行过全面系统的探讨，可作参考，本文不再详加引述。

总之，上列十个方面，仅是《红楼梦》中民俗描写的部分内容，诸如服饰、语言、称谓、地理、典制等方面，同样有大量的民俗性的描写。由于篇幅所限，在举例中没有引述小说原文，也没有面面俱到。好在大家对《红楼梦》都比较熟悉，引述原文太多，反倒容易干扰正题，故略加提示。

当我们开列十个方面的内容时，人们不禁要问：从这些方面或更多方面来观察、探讨《红楼梦》的民俗描写，究竟能够看出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五点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1.亦古亦今的民俗。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开卷即申明，此书无朝代纪年、地域邦国可考。脂砚斋在点评中又一再声称此书“半遵古制”、“亦古亦今”。今日读者和研究者并没有被作者、评者的“烟云模糊法”所蒙蔽，大家都一致认为《红楼梦》描写的故事是反映18世纪中叶清代的社会现实。从民俗描写的角度看，小说中的民俗绝大部分是中国古老的民风民俗的延续和继承，也有18世纪中叶所流行的民风民俗。所谓“古”即指延续和继承的古代（历代）的民俗；所谓“今”即指小说诞生时代所产生、流行的民俗。例如，小说中所写的“抓周”、“放晦气”之俗和一些重要的年节风俗，即是所谓的“古”，而在称谓、典制、语言、园林建筑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民俗形式和内容。古今民俗在曹

雪芹的笔下异彩纷呈、水乳交融，成为有机的一体，相映生辉。

2.亦满亦汉的民俗。从总体上来研究，《红楼梦》中亦满亦汉的现象遍被全书。仅就民俗而言，如服饰方面出现梳辫子的头饰，又有“箭袖”、“小朝靴”、香包等佩饰；在饮食方面有“烤鹿肉”、“奶子”、“饽饽”、“牛乳蒸羊羔”等；语言方面突出的是“克什”[7]。所有这些描写，都属于满族习惯。有人以大脚、小脚之描写提出或为汉或为满的结论，实际上十分片面。《红楼梦》中既写了大脚又写了小脚，竟出现了“金莲”[8]二字。因此以大脚小脚来定曹雪芹是满族还是汉族的作家或《红楼梦》的民族性，是徒劳无益的。既有汉又有满，这是18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现实，《红楼梦》艺术地再现了这个社会现实而已。

3.亦南亦北的民俗。由于清代南北文化的互动对作家的影响，《红楼梦》中的饮食习惯、戏曲形式、园林建筑风格、工艺种类和形象，有南有北，南北兼用，浑然一体。例如大观园中的植物有桂花、竹林，一派南方景色；又如园内河中行舟采莲，也是南方的风情。但小说中写到园内有炕，冬日赏雪、烤鹿肉，乌进孝的进租方物及行程又都是北国风光。再如，大观园建筑中用了虎皮墙，这在京城园林建筑中只有康熙以后才出现，这又为大观园的民俗打上时代的烙印。

4.亦中亦外的民俗。《红楼梦》中写了大量的舶来品，有的是贡品，有的是贸易中来的。诸如陈设中的自鸣钟、自行船；医药中的依弗那、洋药膏；饮食中的西洋葡萄酒；日常用的汪恰洋烟、鼻烟壶，还有烟盒上绘的西洋女孩儿画。此外如俄罗斯的雀金裘、暹罗国的猪、茶等等。这些中国以外所产的方物进入大江南北、宫廷内外，同时也带来了异国的风情，这就是小说中呈现的亦中亦外的民俗事象。尽管描写不是很多，但这是“春”的消息，它为《红楼梦》的民俗描写增加了一缕鲜艳的色调。

5.亦雅亦俗的民俗。民俗并非都是“俗”，它同样有雅俗之分。《红楼梦》在当时社会里是作为通俗小说出现的，由于是作家的个人创作，写的又是贵族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因此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呈雅俗相间，雅中有俗，俗中有雅，达到雅俗共赏的精妙境界。例如，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个个才华横溢，吟诗填词，唱曲猜谜，弹琴下棋，都表现出一种高雅的情趣。但是，来自乡间的积古婆子刘姥姥、皇商出身的薛蟠，出口就是“大火烧了毛毛虫”、“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或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绣房窜出大马猴”等俗而又俗的笑话。《红楼梦》中的人物因地位、身份、年龄的不同，从他们身上所透露出来的民俗表现也有差别，体现的民俗意趣迥异。这就是曹雪芹从民俗写人物、写他们性格的妙处。

这五点并不一定把《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特点都全部概括进来了。但是，研究《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特点却不能忽略这五点。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红楼梦》中民俗描写的深刻意义和它的艺术价值。

三、《红楼梦》民俗描写的艺术价值

民俗是构成民族生活文化史的主体与核心，文学家利用小说这种载体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时，必然地在自己的作品中程度不同地熔铸那个时代的民俗事象。曹雪芹历经10年不寻常的辛苦创作《红楼梦》，巧妙地运用民俗的特殊功能，把它创造性地转化为艺术细胞。尽管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并非是处处“匠心独运”、按头制帽，有不少地方是随文而出，随笔点染，但都成为了小说有机体上不可能少的血肉。那么，《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在哪些方面起到了作用，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呢？

1.曹雪芹运用民俗描写揭示小说主题、深化主题。曹雪芹的创作宗旨，就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实现他的主题理想服务。小说中的民俗描写目标没有脱离这一创作宗旨。《红楼

梦》是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之家的兴衰际遇来揭示封建制的黑暗、腐朽，说明封建贵族阶级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最终的下场，必然是“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论是“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还是“龙王来请”的王家；不论是“金陵住不下”的史家，还是“珍珠如泥金如铁”的薛家，他们尽管连络有亲、互相遮饰扶持，但终究逃脱不了“一损俱损”的厄运。曹雪芹为达到自己的创作目的，运用了大量的俗谚口碑、诗谜小令，乃至冷眼演说、册图判词、托梦示警、戏曲关目，以此来暗示贾家的大厦将倾直至灭亡的悲惨命运。小说是以“三重奏”的形式来预示这种颓势的。首先，小说用“女娲炼石补天”和“绛珠还泪”的神话传说来统摄全书，说明贾家第五代接班人不过是一个被“遗弃”在青埂峰下“无才补天”的顽石而已。尽管有僧道点化，历经几世几劫，但仍然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蠢物”。这一曲奏出了“五世而斩”的悲音，始终在荣宁二府内外缭绕。第二曲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境，让他看到金陵十二钗的命运结局，让他听“悲金悼玉”的“红楼梦曲”，又让他领受风月之情，结果是“痴儿尚未悟”。这个“命根子”竟是一个“累及爹娘”的“孽障祸胎”，贾家的未来的振兴已经注定败亡了。第三曲是在贾家的男子均不能担承兴家的大任之后，只好寄托在不让须眉俗物的三个年青女子身上。第一个是当家少奶奶王熙凤，她虽有杀伐决断之才，却是一个贪心不足、只为自己打算的雌凤而已，最终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第二位是全府皆说好的重孙媳妇秦可卿，可惜她情孽太重，生寿不永，年轻轻的竟一命呜呼了；第三位是那位镇山太岁、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贾探春，她在“理家”时崭露才干，搞兴利除弊、“包产到户”的改革，但好景不长，在嫡庶之争中只能还权于王熙凤，自己最终也是“千里东风一梦遥”。曹雪芹通过这第三曲强调的是这个封建制度之“天”已是千疮百孔，不管是什么人上台执政都无可挽回了。这“三重奏”中，曹雪芹充分地运用了民俗事象，使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直至全书结局，都围绕全书的主题展开、发展到完成。

2.曹雪芹运用民俗描写暗示小说的历史背景，增强其时代感。《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叶，正值康乾盛世。但是曹雪芹却在这个时代写了一个贵族之家“末世”的大悲剧。

这在客观上无疑是在猛烈地抨击封建的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心脏。小说中尽管再三申明“不干朝政”、“无朝代纪年”可考，但“成者王侯败则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类话，则把隐藏在“假语”后面的“真事”全盘端了出来，在这样创作意旨的指导下，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出现了时而汉装时而满装，时而大脚时而小脚，时而读五经四书时而又要习“试帖诗”。这是哪个时代才有的特色呢？“试帖诗”出现在何时呢？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它的“时代脉搏”的跳动，从而对小说所描写的故事，人物的历史背景有了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3.曹雪芹运用民俗描写营造故事氛围，推进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和发展。《红楼梦》写贾府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写出各种游艺活动，写出逢年过节、生日寿辰、演唱戏文，通过民俗氛围的营造，使小说中的喜庆透着悲凉，热闹中寓含着冷清，兴盛中寓藏着衰败。例如，清虚观打醮、元妃省亲、制灯谜悲谶语、除夕祭宗祠、寿怡红开夜宴、强欢笑蘅芜庆生辰等回，故事情节迭宕起伏、矛盾交织，最终是“家散人亡各奔腾”、“运终数尽”。

4.曹雪芹运用民俗描写加强生活环境的典型性。《红楼梦》中的典型环境是荣宁二府和大观园，这是小说中数百个人物表演的舞台。从荣宁府的建筑格局到府内重要厅堂居室的陈设；从庭院内的曲廊甬道到大观园的规模风物；从潇湘馆的凤尾森森到稻香村的田园风光，所有的描写都使人有一种强烈的民俗气息，具有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印记，构成一种典型化的环境。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描写都是为加强这种典型性的真实感。小说的前四十回，贾府是“烈火烹油，鲜花簇锦”之盛，民俗描写使盛的气象弥漫在贾府内外，炙手可热。后四十回写贾府走向败落，贾府祸事环生，接二连三，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此时此刻荣宁二府门前冷落车马稀，大观园内一派荒凉。同时典型生活环境，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俗描写所营造的两种不同的氛围，再现荣宁二府由盛而衰的全部过程。

5.曹雪芹运用民俗描写丰富人物形象，深化人物性格，使小说的人物形象更生动、更

富有立体感。《红楼梦》中描写的数百个不同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堪称古典小说的典范之作。曹雪芹描写这些人物时，以“按头制帽”的笔法，运用不同的民俗事象使人物形象更生动鲜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的冷子兴、贾雨村，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的贾雨村和拿出“护官符”的小沙弥，栊翠庵品茶时的妙玉，说话逗人发笑的刘姥姥，醉骂的焦大，唱曲的薛蟠，“放晦气”的林黛玉，清虚观的张道士，泼醋的酸凤姐，撕扇撒娇的晴雯，扑蝶的薛宝钗，唱戏的芳官……，每一个人物无不是在一种民俗氛围中展现其形象、其性格，而在展现这些人物形象、性格时又离不开民俗事象的描写。民俗事象的描写，氛围的营造，都是巧妙地寓示人物的悲剧命运和全书的悲剧结局。

民俗的描写是为了写人物，而人物又在民俗中完成自己的塑造过程。

《红楼梦》是小说，虽然许多评论家称誉它是“形象的百科全书”、“风俗画卷”，但它毕竟不是一部清代的“中国风俗志”。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完全是作家创作的需要，目的是为了编织故事，刻画人物或刻画人物的背景。它的艺术价值就在于达到了深化主题、烘托环境、丰富人物形象的功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曹雪芹与《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抓住了作品的生命之本——“时代精神和周围风俗”。从总结的角度看，《红楼梦》中的民俗描写不仅具有珍贵的认识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为当代的小说家们提供了一份十分宝贵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