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文化

明星文化

斯蒂芬•海纳曼 ［美国］

在现代全球化语境中，做一个西方中产阶级旅游者，或许会因为与他自己的家乡相似的异域风景而大为吃惊。尽管在跨越国界之后，语言、食物以及信仰等文化特征时常会改变，但是，几乎在每一处新的地方都有熟悉的东西等待着他。人们在家里珍藏着已在世界各国电影院里公映的影碟。旅店里的音乐频道播放的乐曲也可能是耳熟能详的。来自家乡的体育新闻在当地的屏幕上播放，来自家乡的流行文化明星的肖像经常被贴在各城市街角的报亭和郊区的墙上。

不仅如此，设想一下有两个人，一个是旅行者，一个是当地人，各自列举他们最敬仰的偶像。这些偶像包括电影明星、音乐明星、体育明星以及电视明星。如果两份名单中出现很多相同的名字，我们不会感到吃惊。或许这些名单里会有麦当娜、里奇·马丁、汤姆·汉克斯、让—克劳德·范丹姆。

这些名单的重合一定给我们造成困惑了吧？那些被传统视为英雄的人——即改变了世界的人，比如政治领袖、公仆、人权领袖和将军，他们在哪儿呢？难道我们都喜欢或不喜欢同样的公众人物吗？在一些大众文化的批评家看来，情况似乎就是这样的。他们悲叹道：整个世界已经被诱骗而形成了对全球媒体娱乐明星而非真正英雄的崇拜。这些批评家争论道：文化和传媒工业合作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那么一群商业化的肤浅明星如今却成为众所周知的。在灾难预言者看来，明星崇拜（cult of celebrity）已经统治世界， 以至于干扰了正常的价值观和人们清醒的头脑。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关于文化、传媒以及全球化争论的一部分。从上世纪早期

法兰克福学派真诚而复杂的批评关注，到激昂的演说和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新保守派文化卫士的怒吼与痛斥，明星崇拜的浪潮已经被指责为颠覆了正确的价值观，并抹杀了个体及地域差异。

这是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对于明星作用的正确反映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肯定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在二战期间发表的文章，力图在某个层面上解释阿道夫·希特勒的发迹。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通过宣传以及当时新兴的电子媒介，像明星一样强加于脆弱的公众身上的形象。在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娱乐和传媒在共同利用明星和名人去诱惑大众。对于明星及其潜在危险的观点，为他们最初的分析对象——希特勒的上台和德国本土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因此，观众具有足够的被动性和服从性，只需有效地操纵媒体即可，而希特勒当初的确是有这个能力的。

对于大众文化、传媒和明星的这种悲观看法自二战末以来一直统治着批评理论。尽管不是所有的当代批评理论家都认为明星制造了一种社会不满或政治顺从，但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实际上，一些批评家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更推进了一步，认为尽管过去的社会能够把正面的、本质的价值观附着在真正的政治英雄身上，然而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明星崇拜的世界里，形式已代替了内容。这样的只顾表面形式和追求轰动效应，其后果必然导致正确的道德标准被颠覆，从总体上讲，将导致全球性的权威与美德的崩溃。

这个观点曾被用到丹尼尔·布尔斯廷的重要研究成果《形象》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断言现代明星的行为构成了“人类的伪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明星仅仅因出名而出名，而不是像过去时代的英雄一样因实际的业绩或英雄行为而出名（布尔斯廷，1961，第57页）。当代批评理论家斯图尔特·尤恩同意这种观点，即个性已经因明星投射到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形象而与之剥离。他认为，我们需要“形象与意义的调和”，以维持社会健康运

转（1989，第271页）。 这个观点也在鲍德里亚的全部著述中得到了响应。这位法国的社会学家指出，明星作为时尚的标志是一种幻象——是与价值观和任何确凿的事实均无关系的空洞符号（鲍德里亚，1998，第6页）。明星是空洞的形象——傻子的金子——迷惑了受众， 但是几乎没有提供给受众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这样一些否定性的理论不是解释全球文化中明星出现的重要意义的惟一途径。是的，明星确实渗透了全球化经济。有名的人在各个国家都能被认出来。他们的形象在传媒、文化产业以及信息技术所驱动的文化经济领域如同通用的货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明星及其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不具有深层的含义，也并不意味着明星欺骗了他们的公众，或者也并不意味着传媒时代的明星文化的意义不像先前以“真正英雄”为导向的文化那么重大。

此前有关明星的评论缺少对以下问题的讨论，即现代受众怎样从文化意义上与明星形象相互作用。正如P.戴维·马歇尔在一篇将明星作为一种积极的文化源泉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为数不多）中的评论，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明星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策略”，因为看起来它颠倒了社会等级（明星与传媒公司），忽略了受众（马歇尔，1997，第27页）。虽然，明星是在帮助传媒公司把产品卖给全世界，但他们也的确帮助人们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形成了积极的身份认同。他们满足了受众的愉悦。因此，认为现代明星制度没有早期英雄崇拜的形式重要或者有价值，是不公平地贬低了当代的身份认同，而且忽视了传媒在后现代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寻找一种略少说教意味的研究现代社会中明星制度的方法，是有必要的。我要论述的是，明星作为想像中的全球化年黏合剂，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现代生活混乱状态下的福佑。

全球传媒明星的限定因素

为了更好地理解任何一种关于全球传媒明星的理论，必须考虑到两个现象。第一，必

须认识到明星是怎样通过传媒公司被制造出来的，又是怎样通过媒体被受众消费的。第二，必须立足于影响了现代性的时空关系来理解明星的出现这一现象。如果能够从这两个限定因素来理解全球性的媒体明星的话，那么也许能够把它从批评声中解救出来，这些批评总是把它看做现代生活中的危险因素之一。

让我们先讨论第一种现象——媒体形象的制造与消费。很显然，在现代和后现代媒体工业中，传媒形式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全球性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经常以兼并和收购的方式重组，这就减少了小型的、本土化的传媒公司的数量。这些跨国的大型娱乐公司制作VCD、CD、电影、电视节目、 网络广播以及无数其他文化产品，经常在各种媒体中使用相同的道具和人物，并主办摇滚音乐会、主题公园、滑冰表演以及其他的体育赛事。在这些活动中，明星是最重要的，他们在消费公众中培养熟悉、信赖、信任的情感，并帮助出售“产品”。

就时空而言，明星们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在不同国度。电影可以在同一周之内在世界各地放映。一位演员可以在同一时间在世界各地一举成名。世界杯和超级联赛会迅速地创造体育明星。相同的电视节目可以在几分钟内分别在欧洲、亚洲、南北美洲被收看。看到时间和空间在制造现代娱乐和明星的时候如何展示其功效，我们就会感觉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时间和空间不仅改变了，而且在以新的加速方式融合为一体。麦克格鲁阐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认为全球化有两个相关维度，一是“广度”；一是强度或“深度”。一方面，全球化的概念定义了一个普遍的过程或一系列过程，这种过程制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联，这些关联又形成了现代世界的体系；因此全球化概念便具有了空间的含义。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在全球“延展”，以至于世界某一个地区、事件、决策和活动，都能对全球化体系中十分边远地区的个体和组织产生立即呈现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全球化也预示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层面上形成了一定的强度。这样就构成了现代世界性共同体。相应地，与“延展”并行的是“深化”……因此，全球化也包含了空间和个体的特殊化与全球人类状态的日趋深入的互相渗透。（麦克格鲁，1992，第68—69页）

名声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决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英雄经常与我们在一起。改变的只是象征形式的制造方式及其消费语境。这些变化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紧密相关，从而构成了当今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审视名声的发展历史、时空的现代概念，以及在这个传媒世界中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变化，就能解释明星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很多年前理查德·戴尔就意识到这样一个理论观念的必要性：

尽管明星构成了我们日常有关电影话题的相当一部分，尽管出版的电影书籍大部分是为影迷提供某种材料，但是，有关这一领域所做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目前还没有开展对这一现象的理论研究，也没有用这些理论去指导经验性的调查研究。（戴尔，1979，第1页）

虽然一些理论家，包括戴尔本人（1986），当时已试图对明星加以阐述，但是还没有人充分解释在明星作用于现代文化的方式中身份、时间和空间的重要影响。这便是本文的重要内容。我将作一个简短的介绍来概括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以现代化的方式认知时空的基础。然后，我将说明名声怎样随着时空的改变而在现代社会中改变。最后，我将在一定深度上审视明星是怎样在文化生产与消费方面与现代媒体技术相互作用的。另外，我还要阐述这些明星怎样适应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的改变。

历史中的名望与声誉

公认性和声望普遍出现于历史中。许多与明星有关的词——fama，ambitio， celebritas——都可以追根溯源到罗马时代。这些名词所描述的概念可以追溯得更远（布劳迪，1986，第57页）。在上古时代，就有人希望自己的名声在死后依然流传。从历史的角度讲，当这类名声穿越空间更广泛地为受众所知的时候，便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关于名声的调查研究，如布劳迪的《声誉的狂热》，深入地阐述了名声是怎样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的。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明星决不是晚近的现象。

对于布劳迪来说，名声意味着个体因企图“比任何特殊行为都延续得更久远”而作出努力（1986，第15页）。他相信这种延续企图是最基本的人性，正如人们总是千方百计要把遗产保留下来，其实这种遗产并不能再生产，只是传承其的行为而已。正如布劳迪所说，“在很大程度上名声的历史就是个人通过改变行为方式来寻求引起注意，并得到控制别人的权力的历史，这不是偶然的”（1986，第3页）。

布劳迪相信名人（即“有声望的人”）经常仿效从前的名人。尽管传媒技术已经改变了名声的传播方式，媒体技术的发展已经增加了能够得到公认和值得尊敬的名人的数量，但是名人的产生却是十分相似的，无论这位名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葛丽泰·嘉宝（布劳迪，1986，第4页）。很明显， 权力的欲望驱动着那些渴望成名的人。他们知道一旦成名，就将会具有政治的、物质的或文化的影响力。

尽管“权力的欲望”亘古不变，但是名声得以传播的手段和受众予以接受的条件已经大大改变了。而这一改变过程也改变了追求名声的行为性质。

布劳迪认为现代文化的精神已经被现代传媒技术和文化产业所改变。他写道：通过声音、视频和印刷这些媒介，个人能够追求一种让名声不受时空限制并无所不在的梦想：永远在场，永远被认可，因此永远存在（1986，第553页）。然而， 对于布劳迪来说，这种

改变的后果完全是负面的，特别是就那些名人而言；而他们正是他所研究的真正主体。现代名人在传媒技术的作用下远离了他或她自己的本性，而且，变成了一个与真实意义上的自我毫无关联的形象。布劳迪哀叹这种“真实性”的缺失，他相信这种真实性塑造了早期英雄的个性，赋予其行动以道德的力量。布劳迪认为当今的明星，是“表演者”，“表演者的任务［是］尽量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并出演受众所希望你能成为的角色”，这角色通常是和蔼可亲、不具威胁性、自我封闭的——被［媒体］转变成对于真实自我具有讽刺意味的形象（布劳迪，1986，第583页）。

这种对于现代声誉的谴责性观点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时间和空间通常已被包含在名声之中，并且是受众而不是名人自己，成了愿意或不愿意赢得名声的最后仲裁者。因为明星地位的确定依赖于当下时空和受众的参与，所以，公众经历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的任何变化都将引起名声性质的改变。比如，一个人在时间相对较长、空间相对封闭的文化中看到一位名人，那么其经验将不同于即时性的“全球社会”中的偶像崇拜。明星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力在深度、广度以及塑造受众或“影迷”自我形象的方式上将是不同的。没有在更广阔的语境中充分理解这种变化，而企图对其作出价值判断，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

最后，在现代社会，名声不是靠媒体对著名人物的名声或情绪的宣传，而是靠观众对媒体的反应来体现其重要性的。一些学者，特别是致力于研究现代明星现象的人，他们忘记了是由观众来决定明星的。这些批评家有时更容易被明星的光环所误导，且忽视了他们所担心的大众。

时空对于受众与名人之间关系的影响，对于理解怎样获得声誉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能够找到遥远的古希腊时期的许多例子，当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描述具有理想，并能发挥榜样作用的人的品质时，他正是在向我们讲述何为名声：

他们具有勇气、智慧、社会公职；在职的男人能够向大多数人提供服务，将军们，演讲者以及所有拥有权力和影响的人也会这么做。那些拥有很多模仿者的人，那些人们渴望结识或交往的人，那些有许多人仰慕，或者我们自己也仰慕的人，都能激起旁人的效仿。那些被诗人或唱颂歌的人所赞美的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1962，第130页）。

亚里士多德并不把名声的建立放在个体身上而是放在全体受众身上。是公众决定了名声。因此，理解名声的惟一途径就是去理解那些效法名人的人以及他们的效法方式。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名声深深地根植于受众时间有限的期待中，当时的名人所寻求的是穿越时间的局限。名声是一系列的历史价值，是行动的积累，是公众的赞美所确立的不朽。因此，古代名声来源于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具有历史意义的线性行为的累积，最终以在市场或战场上被公众赞美或谴责作为评判，并形成定论。公众对名声的看重是古典文化的一个方面，是涉及到名人怎样被榜样化、被个性化、被视为理想行为和价值的典型问题。亚里士多德也表示，古典的名声不仅依靠时间的积累，也依靠地理的空间变化。传播名声的“技术”（通过诗人和演讲者）确保名声最终是地域性的。名声在前现代、前中世纪社会，显然扎根于直接影响受众经验的时空观念中，在以后的几百年里，时空观念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现在个人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以及自我。对于个体来讲，名声的含义也已经发生了转变。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中的时间、空间与名声

安东尼·吉登斯、戴维·哈维和约翰·B.汤普森等人，在解释时空对于声名性质嬗变的作用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们一致认为全球化和后现代性已经转变了对于自我和时空经验的基本概念。现在众所周知的古登斯观点就是全球化制造了“时空距离感”（1990，第14页）。当代传媒技术和经济信息已经取消了地域语境中的长期的关系模式，并且创造了新的全球

化模式，这个新的模式将会带来一个新的理念。人际关系的建立不再受地域的局限，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同自己周围的人交谈，也并不意味着人们所处地区的问题就无关紧要。但是，正如大多数理论家所声明的那样，当今社会的互动关系不再仅仅依靠地理距离。比如，正如网络在线关系的快速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亲密的感情能在分处两地的两个人之间产生。对于吉登斯而言，全球化关系到在场与不在场的交叉，也关系到社会事件和“近期”社会关系与当地政策之间的交叉（1991，第21页）。

哈维认为现代经济转变和技术发展已经“压缩了”时间和空间（1989，第240页）。时间加快，空间压缩。现在人们可以立即感受到激动人心的事件，无须考虑地域空间的限制。对于哈维来说，这些变化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变革。当资本主义经历任何一次周期性危机时，通常都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速，这一般能在文化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哈维谈到，“［从196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经历这样一个时空压缩的过程，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混乱的破坏性影响，也影响了阶级权力的平衡和文化及社会生活。”（1989，第284页）。

时空和空间的压缩比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要大得多。它也极大地改变了对于名声的理解。前现代社会中，名声的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被局限在“真实”的时空环境里，而现在名声和明星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潜力已经有所扩展。不过与此同时，明星的核心作用是推动社会经济与现代传媒技术联系。假如这些技术需要精致象征体系的话，知名的、不断出现的形象就成为巩固观众对传媒及其背后之经济体系的信赖的绝好手段。在一个时间和空间被压缩的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形象为个人提供了体验和分享全球化传媒的机遇，在这过程里，全球化明星诞生了。

汤普森指出，他称为单向度情感的特殊社会关系模式已经在现代社会的晚期发展起来。对于本文主旨而言，这意味着影迷能对著名的影星产生亲切感。然而那种亲近感并没有牢

固的物质基础，因为影迷从没有切实接触过明星，但是熟悉感却依然存在。实际上明星从未到过影迷的家乡，但是，影迷依然感觉到他或她了解这位明星，并能体验到由共享的知识、理解、品味和风格组成的亲切情感。尽管事实上只有一种单向的超越地理距离的情感流，然而关系却在“加深”。

这种变化对于影迷的心理具有深刻的影响。现代性解放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像教会或政府这类中心机构已不再赋予市民现成的身份，不再在社会中清楚地显示一个人的位置，也不再在等级社会里显示个人的作用。对于现代个体来说，继而产生的问题的就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明星与信任

随着现代身份的建构变得越来越困难，通常提供并依靠稳定的身份认同的机制也受到了威胁。在寻求任何形式的稳定的身份认同时，人们不断追求远程的亲密关系，并通过经由媒介进行的交流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吉登斯没有提到明星，实际上也很少谈论媒体以及整个文化产业，但是我们能够引申他的观点，从而断言，如果信任不再由教会或国家提供，那么它就很可能由可被认可、可预言而且前后一致的媒体形象赋予。

明星作为现代电子传媒业所塑造的促销形象，是一种绝好的建立信任、定位自我的机制。明星作为“黏合剂”，能把不同时空的个体联系起来，制造身份认同，然后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明星给现代人一种自我界定感和一种方位感（或无方位感）。与其争论说明星文化产生的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肤浅的人类经验，不如去研究明星是如何为本来是一盘散沙的个体提供重要的情感纽带的，这会有趣得多。

明星制造

如果说名望和英雄塑造了前现代的声誉形式，那么明星和名人则反映了现代和后现代的声誉形式。明星把现代性所释放的认知与文化因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尽管如此，当代的明星印记仅在现代传媒技术广泛应用的时候才出现，因此传媒公司所制造的明星形象必定会被用来解释明星和现代性的理论。

20世纪初，明星与时空概念的变化同时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克恩已经说明早期时空概念是怎样与1880到1910年这段时期的技术发展，特别是电影的出现相联系的。他认为电影描绘了世间万象，这种世间万象与时间的统一性和不可逆性相一致，然而特写镜头和剪辑改变了空间概念（克恩，1983，第29页，第218页）。另外，电影发行——美国电影后来主宰了欧洲市场——开始改变了“国族”娱乐的概念，以及时间对于信息跨越国界和洲际传播的重要性。对于现代明星的起源的审视说明了这一点。现代明星和电影是同时发展的。德科尔多瓦把电影明星的发展定位于1910和1914年。他还指出，由于电影发行的性质和普遍性，电影明星与此前出现的戏剧明星迥然不同。电影明星所影响的范围在地域上当然要宽广得多，他们的可认知程度比戏剧明星更快和更深入人心。能够跨越空间并且不受时间限制流传下来的明星走上前台，一个新的大众文化时代开始了。明星诞生了，影迷也诞生了。

随之而来的对声誉的重塑是由新科技媒体和资本主义商业来完成的。突然，全世界的市场都需要产品，这种产品在内容方面越统一，用于创造良性经济回报所耗费的资金就越少。现代明星不是偶然出现的，财经上的成功不是巧合，它与明星的关系不仅仅是此前名人形式的延伸。明星产生于20世纪的前一二十年，其机缘是电影技术、20年代录音带的大量生产和发行、世界性的媒体，以及全球资本体系在整个20世纪所创造的流行文化市场的初露端倪。这种发展趋势需要明星，反之明星也需要这些机缘。对于现代性来说，明星一直是有机的组成部分。

明星制

明星制的产生可能缘于电影发展的需要，但它并没有仅局限在电影领域。跨国商业活动当然要让更多的受众了解其产品，现代传媒技术的主要作用即在于此。而明星和明星制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唐纳德的观点，明星参与了工业过程和心理过程两个方面。他认为在作为创利核心（交换价值）的明星与作为大众娱乐（使用价值）的明星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1985，第50页）。明星有两个基本任务。第一，明星参与着产品的生产过程，对于表现、叙事和市场营销是很关键的。明星一旦产生，就会被受众所消费，被定格在特殊的，又是流动着的时空位置上。于是在两个范畴——生产和消费——中协同发挥作用，产生了特定的明星效应。甘森（1994，第42—43页）指出，明星的现代化革新开始于1940年，它依赖于以生产为目的的实践活动，比如科学的市场定位，增长的“媒体信息输出”（info-tainment outlet），以及对于公众关系越来越感兴趣的“非娱乐”部门。所有研究者都认为明星需要资金充足的机构和专业操作体系予以制造，并传播供影迷消费的形象。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明星对于一般的媒体生产活动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看一下明星怎样首次出现在电影业中。在德科尔多瓦看来，试图去解释明星怎样在电影业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分歧很大，但是有关明星因何而存在的看法却几乎一致（1990，第2—8页）。制造电影明星是为了一次次把消费者吸引过来，让他们到电影院去。关于历史发展的权威观点是，明星是被那些小的独立的电影公司制造出来的，这些电影公司要与电影放映的专利权做斗争；而与此同时，这些独立电影公司拥有所制造的明星形象的专属权（金，1986，第161页）。这给那些独立电影公司一个机会，去同大制片厂竞争，因为明星吸引了反复前往影院的受众。

然而这绝不是明星“制造”仅有的商业收益。明星也使文化产业减少了风险、提高了可预期度，这对于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娱乐公司来说，电影明星使公司有望更容易地获取资本（金，1987，第149页）。当红的女明星和男明星有能力预售影片，为电影公司及其投资者保障了稳定的观众和收入。而且，作为职业演员的明星一般是可靠的，能够指望他们以工作的名义出头露面，提供一流的表演，在预算之内有效地工作。

为了特定的角色而选用明星有助于使生产顺利地进行。明星经常通过特定的类型角色而成名。制片厂习惯于把明星放到同一类型的影片中，以便提高可预期度和观众的忠诚度（戴尔，1982，第53页）。因此电影制片厂也可以围绕着明星来发展一种全新的事业：宣传。消费者能够被再次吸引到电影院里，是因为他们对明星所扮演的角色之外的生活也非常感兴趣。

在大众传媒时代，明星是文化产业的有效工具。在这种原本不具有可预期性的产业中，有什么能够比稳定的、公认的、具有吸引力的、有利可图的、尽人皆知的，因而相对而言可以有所保障的产品更诱人呢？明星在基本保障效益的同时还传递出观众对于商品的购买欲。明星通过各种媒体技术和类型迅速地发挥作用，介绍、美化、强调并定型新的文化商品，包括推销媒体和文化本身。许多关于明星的定义都涉及了上述功用。

我们从无数失败的例子得知，仅依据需求而制造明星是不可能的。对于每一个我们认为有希望的明星来说，尽管为了宣传和推出他们的形象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其中许多人却从未成名，有些人甚至是惨败。在上文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名声的建立依靠受众；而明星就是在流行文化形象的消费中制造出来的。

消费明星

明星给受众带来愉悦。演员、歌手和体育明星通过手势、言谈、形体动作来表演，这种表演促成了他们的名望和此前的为明星造势（内厄莫尔，1988；史密斯，1993）。我们注意到演员以表演的经验来诠释角色，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演员是怎样呈现出一种与自身迥然不同形象的新身份的。比如罗伯特·德尼罗就扮演了一个因中风而瘫痪的人，观众被他这种不同以往的角色深深吸引了，同时人们也欣赏他惟妙惟肖的演技。在音乐领域，演员的声音或乐器也创造了一种身份，因为这是一种表达了个性情感的声音（弗里斯，1996，第211页）。比如， 当瑟琳·狄翁唱了一支深情的歌曲的时候，她的听众感受到了她内心的痛苦或快乐，她曾经历过这种感情，或许此时她又重新经历了一次。在体育方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明星以他们一系列的身体技巧来确立其公众形象（罗，1994，第8页）。 科比·布赖恩特把篮球规范推进了一步，这是一种新的激动人心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各种明星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他们经常创造，使人快乐。他们能够在限定的框架内做出发明和挑战。

明星能够激发他人。他们的个性，他们在处理剧情时展现的全部技能、技艺，以及他们公开的和隐秘的经历都有助于激起受众的潜在愉悦。反复观看明星之后，观众便开始赋予自己的英雄以个性特征。特别是当一个明星陷于媒体丑闻的时候，拥趸们就“亲自”开始非常详细地评估他们从未见过的媒体形象（勒尔和海纳曼，1997）。明星的名气越大，被公众知道的事越多，所激发的兴趣就越大。

认为公众“了解”一位明星的观念，处于现今消费明星的方式的中心地位。观众以为自己了解明星在银幕、音乐厅或体育赛场之外的真正生活，因此现代传媒明星具有两种明显的角色形象：一个公开的外在的角色（由外在形象组成）和一个私人的内在的角色（由明星真实的感情、想法和个人的关注组成）。对于影迷来说，他们最热衷的就是把明星公众的和私人的领域混合并描述出来。

明星的公众形象和私人形象之间强大的张力，来自媒体叙事的方式，围绕公众／私人关系所形成的歧义和张力，造成了围绕着明星所形成的有关“真实性”的颇具诱惑力的问题。人们用各类方式尝试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因素：阅读影迷杂志，观看娱乐、资讯节目，与朋友和同事交谈。然而隐藏在面具背后的灵魂依然是神秘莫测的。

明星一旦升起，电影公司就会立即利用明星公开的和私人生活之间的有趣张力。关于明星的闲话和影迷杂志几乎与明星同时出现（德科尔多瓦，1991，第26页），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造成明星令人兴奋的私人生活，它反过来又激发了公众更多的好奇心。制片厂很快就学会挖掘这种公开／私人双重性的市场价值，实际上明星作为明星和明星作为人之间的转换，已经成为明星的基本要素。辅助的媒体，比如小报、娱乐电视节目、速成的平装本传记，都是制造明星的现代机器上的螺丝钉（史密斯，1993，第xvi页）。

影迷身份

为什么需要凝视明星而得到愉悦呢？当我们从一个明星转而注视下一个明星时，这些快乐仅给我们一种短暂的激动吗？关于影迷的研究（刘易斯，1992）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消费明星带来的愉悦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情绪，这对于现代人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现代性中身份的作用。

汤普森认为，现代性所创造的非互惠的亲密关系给个体人格造成巨大的压力。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被压缩，今天的个体身份是通过汤普森称之为“类乎通过媒介的互动”这一过程而确立的。汤普森认为：

自我建构的过程越来越成为反身的和开放式的结局，在这种意义上，个体日益借助于自身的资源来建立相应的身份，同时自我建构的过程不断被媒体的大事渲染所滋养，大大

扩展了个体的选择范围，而并非破坏了自我建构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1995，第207页）

汤普森继续阐述道，在当今世界上，自我是一种由个体积极建构的象征体（1995，第210页）。 媒体文本——包括那些有关明星生活的资料——提供了一种持续的信息流，这种信息流被现代个体用来拼合各种身份，并且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固定下来。

明星时常体现被理想化了的形象或行为，而在其他时候又因代表了某种“典型”的生存方式而发挥作用（戴尔，1979，第24页）。但是明星也能因彻底的无耻而赢得崇拜，受众不仅把明星视为理想的、典型的和反传统的榜样，而且将其视为完美的、世俗的和非凡的体现。明星开始成为受日常生活所限的受众关于想像中的未来生活的向导，而与此同时，明星则是超越局限的。这样的形象也许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正如弗里斯所指出的，“身份认同一直是一种理想，是我们想要的，而非我们所是”（1998，第274页）。通过其私人和公众两方面，明星鼓励我们认定，貌似不能达到的目标也许实际上是你力所能及的。通过明星我们学会了相信自己的理想，确立了我们“嵌入”，全球性语境的位置，并且规划了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身份。

明星的未来

没有人能够逃离明星文化的影响，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上、杂志上和互联网页上看到明星，他们的声音从CD、收音机、电视和个人电脑里传出来，我们逃到很远的地方或关在家里都无法逃避明星的影响。

尽管世界范围内通过为全球性公司推销商品而表现出的千篇一律的明星形象和以赚钱为能事的明星比比皆是，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一味不明智地打击明星，谴责使他们出人头地

的文化产业和喜欢他们的大量影迷们。最该肯定的是：我们不是在制造一个缺乏差异的世界，受众也并不是只知被动消费简单的媒体内容。实际上，今天明星各异的声音、多样的类型和不同的种族，还有人们在评价所喜爱的明星的表演和生活时的富有创见的批评方式等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明星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决不是软弱或平庸的。

随着现代和后现代时代的到来，在时空观念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已使得今天的身份建构变得困难重重，极为复杂。在全球化语境中，明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帮助受众建构了自己的身份和稳定的自我形象。假如受众会“误用”象征的源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自己转变为不加思考的盲从者或离群索居的孤独者——便是忽视了人们赋予文化的生命力、智慧和创造力。正确认知全球明星文化的时候来到了，我们正是以开放的思想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也到了承认我们都乐此不疲地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 艾伯罗尼著《无权的“精英”：关于明星现象的理论与社会科学研究》（载德莫奎尔编《大众传媒的社会学研究》；哈蒙兹沃思企鹅书店，1972）。

[2] 亚里士多德著《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库伯英译，纽约，Appliton Century-Crofts, Inc, 1962）。

[3] J. 鲍德里亚著《让·鲍德里亚著作选》（波斯特选编：剑桥，政治出版社，1988）。

[4] 布尔斯廷著《形象：美国社会的虚假事件指南》（纽约，哈伯与劳出版社，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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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德科尔多瓦著《电影名人：美国明星制的出现》（厄巴纳，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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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戴尔著《群星》（伦敦，英国电影学院，1979）。

[10] R.戴尔著《神秘的肉体：电影明星和社会》（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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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尤恩著《所有强烈的象征：当代文化中的政治风格》（纽约，基础读物，1989）。

[13] 弗里斯著《表演仪式：流行音乐价值论》（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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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D.马歇尔著《名人与权力：当代文化中的明星》（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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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罗著《善于适应新环境的人：明星， 性行为和悲剧的魔力》（载《体育和社会问题杂志》8／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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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J.汤普森著《传媒与现代性：一种媒体的社会学理论》（剑桥，政治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