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汇率变动观点
汇率变动对贸易影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者托马斯·孟的论述中。托马斯·孟在讨论贸易差额如何影响汇率变动后指出,汇率变动同样也会影响贸易差额的变化。因为压低汇率的做法会引起汇率上升,而本国货币汇率上升,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拿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要拿出更多的货币来购买本国商品,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入国内。 2.弹性分析法
阿弗里德·马歇尔于19世纪末创立了弹性学说,用来分析一般商品价格变化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并提出了“进出口需求弹性”的概念。到了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崩溃,各国竞相将本币贬值,阿巴·勒纳就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恒界值的确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调低汇率具有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必然能改善贸易逆差。两种理论的结合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指出在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趋于无穷大的条件下,如果该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该国货币对外贬值就一定能够改善其贸易收支状况。
3.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的主要理论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汇率波动贸易效应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变动对贸易流量调整和贸易平衡的影响,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元贬值时却存在着美国的国际收支却无法改善的现象,特别是8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大起大落而进出口价格却相对稳定的事实,使人们越来越关注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 汇率传递通常被定义为商品的进口国货币价格对进口国货币与出口国货币之间汇率变化的反应弹性。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主要有鲁迪格·多恩布什和保罗·克鲁格曼的“不完全竞争、产业组织与汇率传递理论”,迪克希勒和克鲁格曼的“沉淀成本理论与汇率传递理论”,费尔特和微南帕尔的“市场份额与汇率传递理论”。
二、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1.汇率调整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或拥有高流动性、巨额人民币资产的行业是长期利好。对于以进口工业产品为原材料,或使用进口设备、配件、辅料的
企业而言,升值是一个利好。从风险来看,人民币升值后,将下拉以本币计算的国内价格,可能导致钢材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导致行业供大于求的局面。进口农产品、国外原种猪及饲料的成本将有所降低。人民币升值后,农畜产品及饲料的进口成本将有所降低,对于使用进口原料的企业而言,其成本将下降,效益将有所提高。 2.汇率调整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作为我国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严重影响出口商的积极性。化工、钢铁等原材料行业也容易受打击,人民币升值还会减少原油、成品油、原木、铜金矿等资源型商品的出口。由升值造成的以上行业所在企业的损失,更严重的后果是引发失业率增加、银行呆坏账增多等连带效应。对于制造业从业人员来说,受到严重影响的企业职工可能面临收入下降甚至是失业的危险。对制造业的各个行业短期影响虽然是不利,但又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不考虑企业面对升值可能进行的调整,一方面多数制造业公司的产品价格在升值后要一次性的降低,但另一方面原料价格也会降低,因此要看哪一方面对汇率的波动更加敏感。如果制造业企业不变成本如劳动力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大,意味着成本随汇率波动的幅度要小,因此从静态考虑的话,人民币的升值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企业的负面影响会大于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负面影响。 但是要考虑到升值幅度会比较小,而且很可能是渐进过程,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有充分调整的能力和时间,因此整体上而言负面影响完全可以大为减少。尤其对于那些具有突出比较优势的制造型出口企业,比如鞋类、纺
织产品企业,汇率升值不见得会降低企业的利润,反而会增加他们的美元收入。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要在贸易格局上进行创新。同事要加强贸易工具的创新我国应加大在信息技术上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通过贸易工具的创新,缩短与西方跨国公司在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差距,以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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