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处理的八个关系

韩德强

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普遍下跌，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即所谓“三农”问题）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出路何在？不同的人开出了许多张不同的药方。有的认为，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善分不善合，主要应该加强各种形式的生产、销售、消费合作；有的认为，农村的问题是基层政权过于庞大，应该精简大部分，甚至中央政权只到县一级，县以下实行村民自治；有的认为，农民的根本出路是当工人，只有中国农民的大部分都成为工人，中国的三农问题才能根本解决，因此，关键问题在于给农民以自由迁徙的权利；有的认为，农民与城市居民同股不同权，只尽纳税的义务，不享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教育、医疗、道路、水、电等公共设施的服务，因此，关键问题在于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其中自然包括自由迁徙，自由居住权。有的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提高城市化水平，集中力量建设小城镇，既可以解决城市化问题，又可以解决农民的大部分问题；有的认为，农民的出路其实也是中国庞大人口的出路，而这条路子只能在于国土整治，南水北调，变沙漠为良田，开发大西部。

应该承认，这些药方都各具真知灼见，如果配伍得当，不但能够解决三农问题，还能够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奠定千年不坏之基石。怎样配伍呢？我觉得需要处理好八个关系。

第一是现代化与及其限度。目前社会舆论似乎已经认定美国的今日是中国的明日。对于三农问题，这种舆论认为，当中国农村人口减少到5%以下时，三农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因此，三农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鼓励农民进城打工是根本出路。然而，这种前景可能是过于乐观了。说到底，现代化是依靠自然资源的无限消耗来代替人力劳动。但是，很难设想，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石油、煤炭、森林、土地、水以及其他矿物资源正在迅速耗竭中，并且产生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和污染。一旦中国的9亿农村人口绝大部分成为城市居民，意味着世界需要新增三个美国的资源消耗，其现实性十分可疑。在21世纪之初考虑中国三农问题时，我们必须懂得，现代化正在世界范围内面临极限。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当我们考虑中国农村发展的全局时，不能不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否则，将只能迎来无休止的国内和国际战争。

第二是全球化与中国。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处于边缘地位，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将严重受制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繁荣，中国经济跟着增长；发达国家衰退，中国经济恐怕就将萧条。现在有一种幻觉，似乎世界经济萧条，中国经济风景独好。其实，这只是局部、暂时现象。说局部，是因为中国经济除出口导向部分外，早就从1996年起陷入通货紧缩的衰退中。说暂时，是因为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共同衰退的到来，2001年中国出口增长逐月萎缩，而进口却快速增长。还有一种幻觉是，似乎中国可以将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都吸引过来，从而可以吸收大量的农民就业。其实，这也是有限度，有条件的。所谓限度，我们注意到制造业在发达国家的比例已经降到相当低的比例，进一步下降的难度很大。所谓条件是指，中国目前靠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过剩农村人口的廉价工资吸引着跨国公司的生产基地，一旦这过剩人口被部分消化，则工资势必上升，跨国公

司的生产基地又将转走。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靠给发达国家打工来吸纳的就业量是有限的。相反，由于人均土地面积过小，中国农业特别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放开外国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则农民势将无法在土地上生存，只能进城打工。一方面是国际资本吸纳的就业量有限，另一方面是国际资本排斥的就业量无限，则三农问题必将更加严峻。

第三是计划与市场。即使没有外国农产品的竞争，由于农村存在大量过剩人口，农民间的相互竞争就已经足以使一切农副产品不断跌价，种什么赔什么，养什么贴什么。农民处于市场竞争形成的食物链的最底端，农民激烈竞争的好处被城市消费者享受，而自身却往往只能得到一身债务和疾病。因此，农民天然地需要合作，需要某种形式的计划保护。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农民都有政府的各种补贴，欧洲每年的农业补贴额高达800亿美元，日本的保护更使日本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连美国都需要靠休耕补助缓和农民间的激烈竞争。认为放任自由的竞争能使农民富起来，这对于个别人或许有可能，对于农民整体而言，则无疑是一剂裹着糖衣的砒霜。当然，种植计划和各种补贴，只是缓和农民竞争的方式之一，允许农民自组织，形成各种生产、销售和消费合作社（严格地说，合作社也是卡特尔，也是垄断组织）也十分重要。

第四是政府与农民。在农业时代，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土地收入。在工商业时代，政府税收的来源实际上就应该也可以是工商业收入。实际上，由于农业在与工商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农业收入的一半左右已经通过市场交换被工商业吸收。如果这时仍然向农业要税收，则农民负担就将无比沉重。其次，正如温铁军先生指出的，人均几亩耕地实际上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向社会保障收入征税天理难容。此外，与农民的分散相比，工商业相对集中，向农民征税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向工商业征税。因此，各级政府的各项农业税、费应该完全停止，面向农民的基层政权应该极大地精简。政府需要从吃农、伤农的角色转变为助农、扶农。

第五是居民和农民。的确，多年来农民一直在承担现代化的成本，却享受不到现代化的好处，现在到了城市居民应该也有能力反哺农民的时候了。虽然让农民都进城并不现实，但是通过小城镇建设，使农民享受居民所拥有的各种公共设施，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医疗保障却是完全现实的。看上去似乎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来保障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实际上这只是个观念问题。国家的财力来自生产。目前各行各业生产能力闲置率高达50%左右，如果这些能力都能利用起来，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很有可能翻一番，税收也能翻一番。这是国家潜在的财力基础。如果农民的负担能完全免去，农民一年可增收约4000亿人民币。这笔资金很可能被用来盖房，买衣服，添家具，改善伙食，即大部分将变成购买力，而且所购买的都是中低档的大路货，最适合闲置生产能力的特点。如此，则闲置的纺织机械、钢铁、水泥、煤炭、彩电、洗衣机等生产能力可以得到部分利用，形成4000亿人民币的国民生产总值。如果边际消费倾向为0.9，则理论上乘数为10，即可以连锁带动城市住房、汽车的消费，最终形成40000亿左右的新增国民生产总值，而以20%的税率，形成8000亿元税收。即使打一半折扣，亦可形成20000亿元总值和4000亿元的税收。因此，国家完全有财力减去农民的各项税费。事情很奇怪，我们一方面嚷嚷着要启动内需，另一方面却只给边际储蓄倾向高的公务员涨工资，而不给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农民减负。结果内需并没有启动，城乡之间的

差距，政府与普通公民的差距却拉大了，政府的凝聚力也下降了。

第六是就地改善生态环境与开发大西部。实际上，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并不是完全没有事情可做，只是缺乏有利可图的事情做，更进一步，是缺乏有眼前利益的事情做。如果组织得当，各地农村特别是山区有大量的生态环境改善工作可做。改善生态环境、兴修水利可以显著提高农业产出，改善生活质量，是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可以协调的事情。湖北和内蒙都有一些县，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改善生态环境，不但吸纳了本地人口，而且吸引了外地人口，成为出口优质高价的农副产品的基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整体规则与组织。对于平原地区的农民来说，则可以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大规模地开发大西部，使大西部成为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新兴居住带。

第七是农村管理及食利阶层和农民。农村的管理及食利阶层是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根本障碍，也是一切农村改革的最大阻力来源。处理好这对关系，是处理其他各种关系的前提。李昌平在湖北农村进行的改革试点就夭折在这一阶层手中。这一阶层既掌握着农村的权力，又掌握着农村的资金，上有各级政府的关系网，下有地痞流氓相帮衬，是盘踞在农民身体上的吸血阶层。当然，这一阶层也曾经做过一些好事，又集中着农村知识、信息和经验较丰富的人群，而且尚在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范围之内。如果这一阶层能从寄生性的状态转变为生产性状态，成为农村各类合作社的组织骨干，则农村的问题将解决大半。

如果上述七个关系能处理好，则农民将有能力处理好第八个关系，即进城农民与雇主的关系。目前，由于纯农业地区农民收入逐年减少，农民被迫外出打工，以至不得不接受城市雇主提供的低廉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如果农村生活处境改善，城市雇主就不得不用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来吸引农民进城，农民也更有力量与雇主谈判，有力量要求执行《劳动法》。这样，内需就能够扩大，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许有人会觉得，这可能会使中国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认为，这种担心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在目前却完全是多余的。即使上述八个关系都能处理好，无论在农村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生活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善，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的劳动力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具有价格优势。而过了这段时期，或许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能有所改善，对外依赖性能有所削弱，中国就有能力维持比较高的工资水平。

进可攻，退可守，这是最有利的战略态势。如果农民退能够安居于农村，进可以成为城市工人，我想，这样的迁徙自由是农民欢迎的。反之，如果农村不能安居，被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只能进城接受老板的剥削，那么，这样的迁徙自由无疑于是从狼窝到虎穴的自由。

农民安，则国安，农民危，则国危；农村繁荣，则经济繁荣，农村萧条，则经济萧条。在中国，这至少还是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