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颇族“牛文化”的盛衰与生态变迁

一、牛在景颇族传统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景颇先民大批进入德宏境内大约是在明末清初,距现在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景颇族南迁的过程也是其经济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到以刀耕火种农耕为主的过程。大约在元代以后,景颇族才出现刀耕火种农业。“实行定居生活的景颇族开始了黄牛、水牛的大量饲养,当是几百年前与水田耕作同时代的事”。牛正是随着刀耕火种农业经济的进入,逐渐走入景颇社会。物质文化简单的景颇族一直以来都高度依赖于环境,他们曾一度对牛倾注了大量心血,曾从内心深处将牛奉为神灵,并把牛与社会地位、家族地位、婚姻交换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景颇传统社会的牛主要有以下文化功能:

第一,聘礼及加固姻亲关系

牛作为聘礼实际上是景颇族实行交换婚的工具。“婚姻关系的缔结是通过对牛的支付来完成的,婚礼仪式的每个阶段也以牛的交换或杀戮为标志”。在景颇社会中,实行的是等级内婚制,但富有的百姓家庭就可以娶山官的女儿。当然这就需比正常嫁娶要出更多的牛。百姓娶了山官的女儿后其地位当然也就随之提高了,牛在其中起到了权力交换的作用。在婚姻的缔结中,牛是主要的聘礼。“仪式和礼品交换中水牛也成了最高贵的牺牲或礼品,家有大水牛也就是家境殷实的表现 。一桩婚姻的结合,男方家至少需要送给女方家两头牛。如果男家富有,为了显赫家族实力,也可以多送。山官娶媳妇甚至有送10多头牛的。

第二,葬礼祀品及宗教献祭

在老人“回”(去世)后的葬礼期间,儿子们会出至少1头牛来祭祀,嫁出去的姑娘家(即姑爷种)也要宰杀1头牛,表示送给老人带到另一个世界享用。这说明在景颇人的思想意识中,牛非常重要,阴阳两界都离不开它。景颇族的宗教属于较为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在家中或

寨中有不顺的事情出现、或农事活动开始、或庆祝丰收、或建房盖屋时,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目的就是以娱鬼祈求福祉。在宗教祭祀中,祭祀不同的“鬼灵”需要不同的祭品。鸡、猪、鱼等都可以作为祭品,但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则需要用牛来献祭。比较出名的是山官家祭祀最大的天鬼——— “木代”。“木代”是只有官种家才能供奉的鬼灵,它的祭祀是最为隆重的宗教活动。平常百姓家也时常对所供奉的鬼灵进行大的祭祀,这种祭祀用的牛头都挂在房子正门旁的墙上,表示家族的体面和气势。景颇人用牛来与鬼魂或神灵建立联系。寨子中发生了流血死人事件时,责任人一方需要杀牛“洗寨子”。在各种祭祀中所宰杀的牛按惯例都应该送一只牛后腿给山官家,而“董萨”可以得到牛脖子和牛后脊靠近牛尾的部分。景颇族的献祭“往往在

很长时间以来,便已为人们所期盼着了,因为,当人们想要美餐一顿时,他们总会有足够的借口来找出一个献祭的节日”。“在献祭时,大多数人所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宗教特征,而是献祭典礼的节庆本身。

第三,化解矛盾

在景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寨与寨之间发生矛盾(拉事)及处理矛盾(讲事)时,通常用牛作为赔偿、惩罚物。“拉事”和“讲事”实际上是指一个事件所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拉事”,景颇话叫“鄂吉”,载瓦话叫“纳吉”,字义是“牛兵”,意为武装拉(抢)牛的人或事件。“劫牛”在景颇社会中属于“正当抢劫”。他们最大的“拉事”活动就是寨与寨之间为争地界、水源等引发的纠纷。不过这种“拉事”很少发生,而家庭与家庭之间或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拉事”则较为频繁。“在这种争端中,常常会有人丧生或伤残,于是便可用牛来对此进行补偿”。如青年男女在恋爱时男方使女方未婚先孕或男子和已婚妇女发生恋情等都是引起“拉事”的原因。这种“拉事”也需先请“董萨”主持杀牛祭祀,也要把一条后腿送给山官。所有的亲属家都可分得一块牛肉,所有分到牛肉的人家都有义务参加“拉事”。“拉事”后大家

再坐下来“讲事”。在景颇族历史上,有世仇的家族之间时常发生“拉事”。所以,“牛是他们最心爱的财产,他们情愿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自己的或窃夺邻人的牛群。他们的大部分社会活动是与牛有关的”。

第四,确定身份和地位

牛在景颇社会中有炫耀和展示的功能,拥有较多的牛者,意味着拥有较高的声望。在景颇社会中,有大、小山官之分,一般大山官都是很富有的山官。景颇族传统盛行的是舅表单向循环婚,这种婚姻方式使得牛在许多闭合环内流动。一旦某一姓氏的山官家族结了亲,牛就会流向处于社会高层的官种家族,因为山官家族的儿子不会娶百姓的女儿,只能到另一姓氏的山官家族中去娶妻。这种特殊的婚姻制度,通过牛的移动,使财富在不知不觉中从社会下层向社会上层积聚,而牛却润滑和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他们极为鄙视那些很少有牛或根本没有牛的人群”。

第五,生产工具

在过去的景颇社会中,人们重视养牛的另一个原因是牛在生产中的功用,即主要用作劳役。人们在对旱地进行松土和对水田进行犁田、耙田时,都是以水牛为主要生产工

具。另外,牛车也是景颇族主要的交通工具。由此可见,牛曾是景颇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中间物。在景颇人的观念中,牛比土地更珍贵。牛是个人的私有财富,甚至可以作为商品交换中的货币等价物来使用。

二、生境变化与牛的消减

景颇族主要采取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耕种后丢荒闲置的山地其植被恢复期间形成的草甸和灌木丛、茅草地便是放牧牛群的天然牧场。过去,景颇人养牛不需要专人看管,只是在脖子上挂上牛铃,任其自行觅食。这种养殖方式经济省力,是当时家家户户养牛的重要原因。而当时的景颇社会尚处于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商品经济十分薄弱,使得以物物交换为主的社会中牛的功能超出了其实用价值。因此,人们逐渐赋予牛更多的意义,牛也因此进入景颇人的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形成了景颇族历史上“牛的时代”。随着生境的改变,景颇人的耕种方式也随之而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耕作方式以牛为劳役变为以拖拉机耕作为主。二是从生态农业转变为化学农业,土地的肥力全靠化学肥料的供给。经过这些变化,景颇人的生境已不再适合牛的饲养。一是天然的牧场已少得无法放牧。二是土地的相对私有化使得养牛所需的空间大为减少,稍不注意牛就会毁坏别人的庄稼。“没有放牛的地方”这一客观原因使得牛在景颇社会、文化中失去了它原来的地位。生境的改变限制了景颇人对牛的饲养,牛也因此在景颇人的生产生活中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景颇人在财富观念、祭祀观念和精神观念中都认同了牛的退出。现在人们在谈婚论嫁时,按惯例必须送给岳家作聘礼的牛多数已以钱来计;按习俗在老人“回”时必须宰杀的牛,现因牛的稀少难买和价高而用猪来替代。

三、文化适应与牛文化消亡

牛在景颇文化中的进入和消失,是景颇人对生存环境做出的文化调适,牛在生活生产的需要中走进了景颇文化,又在社会变迁和生态变迁中悄悄退去。景颇人已在新的生境中逐渐形成了新的适应。牛作为景颇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已经很难重现。如今的景颇人正处在一个激剧变迁的大环境中,不断拥入的商品经济使得景颇人的生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景颇社会正史无前例地和外面的世界全方位地接触、融合。原来的牧童现在进了学校,原来的剽牛者大多数已进城打工。在景颇族的历史上,景颇人与牛曾通过彼此间的互惠和供给,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共生关系,然而,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牛文化不得不悄然告终。

牛文化的出现和消失是文化和生境互动的结果。这一互动关系的后面掩藏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景颇族生产方式从粗放型刀耕火种到精耕农业的转变。牛的养殖虽然在景颇历史上曾有过高潮,但景颇族仍是属于农耕民族而非牧民,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刀耕火种产出,而非放牧所得。景颇族人的历史、神话传说、万物有灵的信仰和仪式、传统的政治制度乃至于生活方式,无一不是与“刀耕火种”农业紧紧相连。牛文化实际上是作为刀耕火种生态人类系统的一个子文化而存在的。这一性质使得牛文化较多地只是体现在景颇族的社会层面,意识层面根基不够深,这也注定牛文化必将随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退出而消退。